2014年1月7日 星期二

出走與回望的中國──論張翎《金山》、《溫州女人》

出走與回望的中國──論張翎《金山》、《溫州女人》[1]
華文四 楊富民
前言:
  張翎慣以宏大的歷史線性時間建構出一部部龐雜的故事,在《金山》、《溫州女人》中尤其可見。張翎隨著1986年赴加拿大後,將筆墨接連著原鄉與現居地,讓一則則華人、華裔、洋人的故事,交錯發展在小說裡頭。《金山》講述的是19世紀華工移民至加拿大的故事,上溯方元昌、下至艾米史密斯,共132年;《溫州》則更關乎於現代的中國,講述開放後的華人移民。透過女主角江涓涓接連而起的一串串故事,上始1987年,下至當代──表現出彼此薄弱的、衝動的、迷惘的、寂寞的愛情。

  然而,不論是《金山》中為了養家餬口而遠赴他鄉,或是《溫州》中為了愛情而出走異地,加拿大與中國都是作家苦心經營之地。前者小說中的艾米最後選擇在中國成婚意味的是一種「落葉歸根」的話,中國對於張翎而言是否只是單純的原鄉如此簡單?而後者的薛東亦選擇回到中國這個象徵起始之處迎娶江涓涓,這裡的中國又蘊含著什麼?在此之外,《金山》中心繫革命救國的方家兩代(方得法與方錦山、方錦河)對於中國的情感又為何?《溫州》中的牧師威爾遜一家,眺望著中國的姿態有隱含了什麼幽微的暗示?這些都令人值得玩味。
  張翎跳脫了過往移居他鄉的「移民文學」,不再耽溺於原鄉的無止盡思念或異地的好奇打量。張翎的中國也因此變得曖昧、混淆。如她自己所述:
  我一直在寫、或者所要寫的是一種狀態,即「尋找」。我的場景有時在藻溪,有時在溫州,有時在多倫多,有時在加州,就是說一個人的精神永遠「在路上」,是尋找一種理想的精神家園的狀況。[2]
  交錯著精神與現實中的家鄉,張翎的中國同時得遠離,同時也得親近。


壹、           出走的中國與出席的女人:
  張翎身為一名女性作家,對於女性的問題與思考自然有別於過往的父權史觀。拒絕成為歷史的陪襯則是兩書中鮮明的特徵。在《金山》一書中涉及的方家五代,女人都是支撐家裡一片天的角色,在持家上與男人可謂是互別苗頭。此外,女人還是維繫著海外華工與家鄉中國之間的「歷史牽連」;《溫州》一書中,女性的形象雖然表現出的是依附於愛情、受囿於愛情,也表現出女人為了愛情的出走。張翎的書寫策略將女性的故事串連而起,藉由江涓涓一家三代女性的故事派生出整本小說,將女性在「大歷史」之中缺席的角色,藉由這些糾纏在一起的故事裡出席,也孕育了這部書的誕生。

一、拒絕缺席的女人──《金山》:
  女人的拒絕缺席,在《金山》的結構中即明顯的表達出來。藉由一段大歷史──華工移民──描述整個十九世紀遠渡重洋的華工到異地掙錢餬口的故事。在華工這陽性濃厚的主題中,女性卻是使得整個故事得以發掘的開頭。小說的初始,艾米來到方家的碉樓,聽聞祖母關淑賢的學識與才德,促使她回溯整個家族的歷史。小說結構一方面是作者刻意的經營,另一面也是作家因為蒐集田野資料中產生出的橋段:
  裹在這件年代久遠的繡花夾襖裡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靈魂呢?這些被金山伯留在故鄉的女人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呢?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們的心裡,有過什麼樣的期盼和哀怨呢?(頁 006
  序言之中已經揭示了後續小說裡的艾米在方家雕樓中看到的那只旗袍以及玻璃絲襪,來自於現實中的親身經歷。是作者刻意的不願讓整個華工歷史中女性永久處於缺席。
  《金山》中,描寫關淑賢與麥氏的婆媳關係也真切的表達了女性不願缺席在這段歷史的願望。時方得法在金山發跡,攢了些許的錢財,足以支付關淑賢來到金山的人頭稅,但最後一因婆婆的阻礙、二因考量阿法在金山的事業幫助,讓小兒子錦河先行到了金山。麥氏把關淑賢留下,是因為故土難離,也是因為懼怕一旦關淑賢也跟著去了金山,開平方家就只剩下她一人,她也就注定將會在大洋一邊的故事中永遠的缺席:
  (阿法)說不得話。一頭是媽,一頭是媳婦。他哪一頭也捨不得。他知道他唯一的指望,是等待阿媽的百年之後……也許阿媽的百年之後,六指(關淑賢)已經是個白髮蒼蒼的老嫗。他和六指的好時光,注定了只能見縫插針地放置在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百年之間那個狹窄的空間裡。(頁 241
  糾結在婆媳之間的故事常見於許多家族的書寫當中,當家族故事與國族、歷史糾纏在一起,並構建出方家五代的家族書寫,女性便難得的與家族、國族連結在一起,尤當彼時婆婆麥氏的身分蘊含著父權的影子,以父權的禮教、香火等等拘束關淑賢。
  張翎以嚴肅的態度面對歷史、揀選材料,最後完成《金山》。女性也在一連串的田野調查裡得到歷史之外的濃厚筆墨,使得這段標誌著男性的「華工移民史」裡,增添了女性在過去歷史中的缺憾。男性的「出走」未使女性消失,反而強化了女性的存在感,女性成為母體、妻子、女兒──於是遠在異鄉的男性對於中國,便脫出了故土的懷思;中國成為寄託「家」之所在。為了理想中的「家」,男性甘之為其出走。如同阿法與歐陽先生的對話,奠定了他最後一刻前往金山的決心:「這邊的日子是黑到底了,那邊的日子你至少還可以拚它個魚死網破。歐陽先生的一句話,一下子將那個不成團也不成形的模糊想法捏成了團,揉成了型。阿法就有了主張。(頁 044)」然而這一段話也蘊含著國族敘事,對於當時中國積弱不振受到列強入侵的憤慨。
  桑丹絲在小說中成為了眾多女人的異類。不僅因為她具有印地安血統這美洲原住民的邊緣身分,還因為她在小說中「缺席」了長久的一段時間。但是這樣的缺席,反而寓意著她將會永恆的存在。小說近尾聲,桑丹絲意外的再次出現於錦山的世界裡頭。在此前一段時間,貓眼成為方家在加拿大與開平兩處的支柱,這益發使得錦山想念起桑丹絲。錦山登報尋人,也曾回到過去的部落尋找,始終未有桑丹絲的任何音訊。直到桑丹絲在早春的雨中敲響了錦山的家門:
  「保羅,是誰的孩子?」錦山一字一頓地問。桑丹絲怔了一怔,笑容見見凝固成蒺藜一樣的皺紋。回答是很久之後才來的。「我的。」桑丹絲說。(頁 558-559
  桑丹絲始終未曾消失,甚至她的居處與錦山僅不過幾條街的距離,他們共同生活在一個都市。她的再出現帶來了他們過去的結晶,一句「我的」似乎抹煞了與錦山的關係,但是保羅與伊恩(保羅之子)卻將在加拿大這片土地上繼續生活著。會不會誕生出下一個如艾米般的故事?作者沒有給予答案。然而兩個邊緣族群所誕生下來的後裔,也暗示著這個中國的血脈將在美洲延續。細究此處,還可以發現保羅的妻子梅,實際上亦是一名中國女性,表達了作家讓中國血脈的傳承留下了回歸的可能,以及這個出走將多元的令人再難猜測。
  張翎拒絕讓女人缺席,但是這些還在中國的女人們實際上仍然缺席了好長一段時間。1952年「土改」如火如荼,方家作為過去的「金山伯」擁有大筆的田產,被視為富農,成為頭號的打擊對象。開平的人們再也不記得過去方家為地方的貢獻:開辦學堂並在學堂擔任教師的錦繡以及她的兒子懷鄉、被歐陽先生後代稱為女性解放者的關淑賢,還有那個忠心耿耿為了方家守護的墨斗等等,都在這場土改的運動之中身亡。
  只聽關淑賢悲嘆一聲:「你阿爸一生打下來的家業,我沒守住啊……(頁 540)」面對群起的村民們搜刮他們的金器、家產,分配他們家的土地,墨斗再也忍不住,從褲帶裡掏出了槍,將方家一家留在中國的後代們全部殺死,最後倉皇地逃到碉樓頂跳樓自盡。
  墨斗為了方家守護剩下的尊嚴,往後村民再也不敢踏入碉樓,也象徵著在中國這裡留下來的血脈終將斬斷,但仍留下了一絲追溯的可能;雖然碉樓在艾米回去之後是荒敗、荒蕪且殘破的,卻也留下了歷史的見證。這一段空缺的歷史,最後得等到艾米回到中國,這才終於將方家的歷史續軌。
  中國在此刻變得殘破不堪,成為了方家埋葬之處,也使得金山夢如斬斷根的樹,留下空泛的枝葉散落在北美。碉樓成為了理想家園的塑造,頗得呼應當初阿法受到歐陽先生的教育因此出走中國、去到金山。除了「這邊的日子是黑到底」外,歐陽先生還寄託於阿法到海外後,能夠「拯救中國」之意。碉樓的建起與毀滅,除了根的破碎,也蘊含著中國國勢起伏。
  有論者認為,《金山》裡的碉樓存在,是一種男性許諾的神話與女性守候的虛妄。他將碉樓喻為「是男性用物質建立代替自己行使家長權力禁錮住家中的妻子讓她無期限守候等待團圓的文化物。[3]」然而我們細觀小說內容,張翎筆下的碉樓真的是如此意象嗎?或著,僅有如此簡單的解讀嗎?
  它首先具有阿法千方百計從海外各種最好的設計、找到最好的材料,最後符合守衛家園。儼然是一個讓海外華工棲身彼此中國夢的所在,意味著一種理想中的中國建造,也蘊含著成為寄託他們家園代表的女性的守護之處。在某種意義上,代替阿法行使男性權力的麥氏,在小說內容中是不願進入碉樓的。最後因為關淑賢以傷以逼,才使得麥氏願意踏入碉樓。而碉樓建造的原因,亦也是為了守護還在中國的「根」。
  它以一個物質且巨大的符號象徵表現了一種聯繫。它具有的符碼可能如張翎最初在加拿大的敗草間看到的石碑一般。借用王德威在《河岸》一書中的序言:「碑銘刻歷史,封存記憶,更以它堅挺的存在成為男性魅力的表徵……紀念碑作為一種歷史『雄偉符號』(sublime figure)的虛構本質……。[4]」無疑的,碉樓在此也同石碑一般,它銘刻歷史、封存記憶,且具有男性陽具的雄偉特徵。裏頭居住的卻是女性的身影,是不是代表一種女性的禁錮?某種程度而言,或許正如黃賢君所述,碉樓使得女性無止盡的等待,並且受囿於碉樓。但此處的重點更在於,過去在華工歷史的碉樓裡,被雪藏的女人此刻終於不再缺席。張翎這麼自述:「在女人的故事裡歷史只是時隱時現的背景。歷史是陪襯女人的女人卻拒絕陪襯歷史。女人的每一個故事都是與歷史無言的抗爭。[5]
  筆者不認為這是以一個父權隱喻是的禁錮得以簡單的解釋,它更進一步的,或許還包含著對於「中國」這一個故土的無限懷念與維繫。女性使得海外的華工從彼岸到此岸,無疑地具有了一種理想與夢的代表,而當我們更進一步解讀這個「雄偉符號」時,它更可能的是一種國族意義的所指。而我們更應該倒反這樣詮釋的順序,碉樓先是一個國族的隱喻,而碉樓裡所居住的女人為海外華工所想念的那群人,而女人也是促使這座碉樓建起的最終原因。
  最終,碉樓仍然逃脫不了大時代的摧毀,「土改」的開始使得夢滅、也象徵「根」之所在的喪失。夢想未能在中國得到棲身。細究後續《金山》中的故事發展直到2004年艾米回到中國,我們仍能輕易的發現作家似乎透過這種方式隱而不談「土改」之後的「大躍進」與「文革」。若說此書的線索仍稍嫌不足,我們還可以在後續將要討論的《溫州女人》一書中窺得端倪。
  中國雖然使得夢碎,使得方家出走,但它亦也是一個救贖之地。張翎安排著艾米在2004年回到了中國,回到了方家的碉樓,找尋過去遺失的歷史,將失去的根補齊,也讓這株方家的大樹在異域終於得以延續──不結婚的艾米終於想婚,與自己的同事就在方家的碉樓裡,請歐陽先生的後代證婚──綜觀文本,歐陽先生所蘊含的象徵意義除了維繫家國之外,也有了一個引路人的身分。不論是引得阿法出走中國,或是接引艾米回到中國,歐陽家族所代表的身分成為了出走與回歸的中介者。引導著歷史的斷根與接續,蘊含著海外華人/華裔在異地的開枝散葉,終使得根留故土。

二、為愛出走的男人女人:
  《溫州》一書的故事開頭起始於林頡明跟隨著去到妻子余小凡來到了加拿大。但世事無常,余小凡在一場車禍中喪命,林頡明也因此孤身一人在加拿大生活了好一陣子。直到余小凡的生母方雪花介紹了另一名女人江涓涓──故事裡的女主角──才終於開展整本書的故事。
  作家苦心經營一支家族三代女人間的故事,彼此錯綜複雜的關係成為張翎在海外與中國之間的一種隱喻。筆者整理了一份關係圖,如下圖一中所示。第一代始於筱丹鳳,為一名年幼便被販賣給戲班的名角;第二代為竹影,是筱丹鳳與當地望族崔府的長孫所生,但不被承認;第三代則是江涓涓,她與竹影無實質的血緣關係。她是由竹影的丈夫江信初與方雪花外遇所生,但因竹影無法生孕,方雪花在半愧疚、半返還的心態下給予他們二人「領養」。
  故事的主要核心圍繞著江涓涓,從他與林頡明認識,並打算跟著林頡明到加拿大研讀服裝設計。兩人終因理念不合而分開。最後江涓涓與偶然在機上巧遇的薛東往來,奠定了愛侶的關係。此時江涓涓的簽證也將要到期,她期望薛東能以眷屬的身分留下她,但是薛東沒有,只在結尾留了一封信給予江涓涓:「你的下一個簽證,絕對不會是未婚妻簽證。當你再次踏上多倫多這塊土地的時候,你只會有一個身分,那就是我的妻子。(頁 454)」

    觀察文本角色中的出走原因,主要我們可以從五者的故事中來探討。第一個要討論到的是余小凡與林頡明。前者為了念書而到加拿大,但是在去到加拿大之前,她與林頡明成了婚:「她(余小凡)媽媽(方雪花)讓她趕緊找個對象,別把一生的事情耽誤了──在國外找一個知根知底的男人不太容易。(頁 12)」後者則是在新婚後一年才終於拿到探親簽證,去到加拿大與她相遇。

  江涓涓的出走是在認識林頡明之後。在此前,她曾與沈遠有過一段不短的戀情。沈遠是江涓涓在職業學校的藝術老師。這裡的情節與余小凡和林頡明的認識有若干相似之處──余小凡是林頡明在進修班的化學老師。最後沈遠與江涓涓未果,因為沈遠為了名利而拋棄、冷落了江涓涓。這也使得江涓涓在走投無路之下,找到了自己的生母方雪花。
  此時的余小凡已在加拿大逝世十年有餘,方雪花便動了心思,打算將江涓涓介紹給林頡明讓他續弦。透過方雪化的介紹,兩人通過電話間的聯繫來往,最後終於動了心思。林頡明回到中國與江涓涓先碰面,爾後一前一後的前往加拿大。這也是本書《溫州女人》的副標題「一個郵購新娘的故事」的主軸,而在大陸的書名則直接命名為《郵購新娘》,還揭示了大陸留學生潮的一種異相。
  接續談到的則是薛東。薛東已有過一段婚姻,前妻為百合。薛東是為了念書來到加拿大,爾後靠著親友的幫忙經營洗衣店發跡,成為一名盈餘的商人。百合在與薛東認識之前,也有過一段過往。她與自己的同窗陶詠成為愛侶多年,甚至已經論及婚嫁,將要操辦婚禮。然而陶詠於中國經商,在婚禮前兩個月誤觸律法,受到牢獄之災。僅留下孤零零的百合把婚禮取消,也使得百合心死來到加拿大,希望有個新開始。
  她與薛東的認識看起來美好且平凡,婚後產下一女ㄚㄚ。ㄚㄚ從小患有耳疾,為了治癒ㄚㄚ他們東奔西跑,最後聽聞中國有治療的方法,也就讓百合帶ㄚㄚ回到中國。這一趟回去,使得百合與出獄後的陶詠相會,舊情復燃,陶詠的事業也東山再起。薛東無奈下,也只能回到中國與百合離婚,孤單一人回返加拿大。在飛機上遇見了江涓涓,彼此認識後留下了聯絡資料,這也奠定了他們之後的緣分。
  之所以如此完整的交代這五個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必須得聯繫到余小凡以及江涓涓這兩人。余小凡在小說中甚至未有出現過,僅以死亡作為開場,江涓涓才是書中的主要人物。小說中未交代兩名女人的出生年代,但是從文本的線索之中還是可以觀察出。余小凡是方雪花與余志茂所結合而生,時間點約為文革初始或文革將要開始。此時的方雪花在院中產女,認識了小產的竹影。兩年後余志茂身亡於意外,方雪花一人獨自在上海生活多年。
  方雪花後來到了竹影家擔任保母(或者說管家)一職,文中的線索即明顯的是文革將要結束,江信初身為地方長官熬過了一段日子,慢慢得到平反。文革過後,竹影與江信初又開始各自忙碌的日子,聚少離多。方雪花因為擔任保母,與江信初產生了感情。小說中也變成竹影與李猛子偷情、江信初與方雪花偷情的紊亂關係。直到偷情一事被竹影發現,方雪花已懷有江信初的種。一年後她將女兒江涓涓帶回江家,給予竹影和江信初扶養。算是彌補江信初想要子女卻一直未得的遺憾。
  這裡也有一個與前段故事相似之處,即是江信初最初的愛侶原是許春月。許春月為竹影在掃盲班中的啟蒙教師,竹影崇拜著許春月,因此常到許春月家中,兩人便成為了好友。竹影看到許春月與江信初兩人因為常在外忙於工作,家中一團混亂,便自發的為他們家打掃,儼然也是一名管家的身分。最後因為許春月受到批鬥(土改時期,許家為藻溪的大地主),忍受不了,暗自出走並自殺,這也才使竹影最後與江信初有了後來的關係。
  余小凡與江涓涓為同母異父,先後出走中國,最主要的原因都是為了留學,(然江涓涓還為了結婚,但江涓涓心思更多放在之後去到加拿大研讀服裝設計)。論其時間與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海外留學潮符合,其實也帶入了一些作家自身的經歷在內。例如張翎自身六年在工廠自我學習的經驗、張翎在1979年考上復旦大學後的上海生活,以及張翎1986年離開中國後前往加拿大的經歷。[6]
  維繫著《溫州女人》一書中,還有上兩代方雪花/竹影及筱丹鳳的故事。張翎在序言中即談到:
  那個夏日的下午,我的心被這個叫藻溪的地方溫柔地牽動起來。我突然明白人和土地之間也是有血緣關係的,這種關係就叫做根。這種關係與時間無關,與距離無關,與一個人的知識學養閱歷也無關……那個夏天藻溪帶給我的那些粗淺感動,要經過十幾載的漫長沉澱,才會慢慢地浮現在我的文字裡。[7]
  藻溪這個地方時隱時現的出現在小說的內容,與作家自身在離開中國時回家鄉祭祖的經驗有關。但是我們要詢問的是,為什麼作家要透過一個出走的過程而返鄉呢?透過出走的幾個人,以及背後之間和中國千絲萬縷的故事,作家試圖塑造的家鄉又是一個什麼模樣的家鄉?出走在這裡的意義是什麼?書寫的返鄉又給了作家什麼?
  在訪談之中,作家已經給了相當的提示:
  剛留學、移民時,就像把一棵大樹連根拔起,移植另一地方,一些樹根已經下土,一些還浮在泥土表面,它對周圍的氣候、環境、土壤有一種很敏感、激烈、痛苦的反應與掙扎。我在十年以後開始寫,這些情緒都沉澱下去了,等於給了我理性的審美距離。嚴歌苓說過一段話我很欣賞,她說一個人不能寫離自己時間、空間太近的事。[8]
  這一段文字使我們發現,作家除了少數幾篇短篇作品曾在中國發表,但未引得注意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得等到張翎離開中國1986年後,再過了十年才動筆寫的一篇長篇小說:「1986年出國,1996年才開始動筆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9]
  由此而觀,《溫州》一書中的章節名稱,即已表明作家的意圖。她先透過了出走──「傷心的都市……一個更像結尾的開頭」講述余小凡與林頡明的故事,再到與中國的連結「隔洋的約會……一個加拿大老闆的故事」林頡明與江涓涓相識的發展。之後引起的是「舞台上下……一對中國母女的故事」,發展到竹影和筱丹鳳之間的母女糾葛;「如此初戀……一個機要秘書的故事」講述了竹影與李猛子之間的情戀關係。
  《溫州》一書中的出走與《金山》裡的出走相異之處也在於此。《金山》的出走,是為了一個理想家園的建造,或者家園逼得他們不得不走的話;那麼《溫州》一書裡的出走,相形之下就少了許多被動性,而多了更多的主動性。若《金山》中的出走是源自於華工歷史間的忠實性,那麼,《溫州》一書中作者為何讓小說裡的人物出走?這就涉及到了張翎自身對於溫州的情感。身為一名溫州人寫溫州事,作家談及在家鄉外創作的狀態:
  與本土文化距離太近很難產生一種理性的思索和審美距離。來到加拿大後表達的自空間比較大而我所處的狀態也比較適宜所以就開始了小說創作。[10]
  透過小說中的人物出走,引出背後家族間的故事,以及他們之間的愛戀關係,最後接續的是對於家鄉故土的根的念想。張翎對於「藻溪」這個「根」,因為距離、時間的牽動,頗為一致的符合在小說的結構上。意即出走,爾後回望過去的歷史,再從過去複雜糾結的歷史情境裡頭,脫出江涓涓出走的原因,直至最後回到中國得到完美的結局。這裡涉及到作家的小說手法以及敘事結構等等,在下一章節中將會更加的詳述。
  兩書中的出走,在《金山》中而言是必然的,也才有華工血汗史的這一段故事;而《溫州》一書中的出走,對於張翎而言,亦也是必然的。若非因她自我的出走,不會有回鄉的這一段經歷,也不會在海外十年後對於家鄉的召喚越顯深刻。
  回到開頭談及的女性上。張翎透過女性三代間的故事連結了海外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呼應著整個時代的歷史進程。三個女人串聯起來的家族故事,正好是另一種線性歷史的建構。藉由這樣的歷史建構,使得「出走後的中國」得到了另外一種回望的角度。在線性的歷史建構間,又創造了許多故事,達到了共性的歷史建構目的。當我們重新閱讀小說時,即會發現作家的文本裡面有諸多重複之處,例如竹影與方雪花同身為管家一事、人們介入他者的愛情一事、各自都在班級中與教師發展戀情一事、因為居住加拿大需要簽證一事、赴加拿大留學一事、同為薛東的房客一事……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例子也看出了張翎在出走與回望之間,透過女性重新建構了一段歷史,還藉由歷史在種種巧合下產生的驚人相似度,表現出大時代人們的普遍經驗。然而這一段歷史她採取了與自身擁有距離的敘事方式,更是將自己的經驗多重的介入到各個不同角色之間──這是下一章將要開啟的討論。
  


貳、           回望的中國與作家的救贖:
  從上一章之中,筆者討論到的是張翎藉由兩書中的出走主題回望中國,透過女性作為回望的連結、視角,試圖將女性過去在歷史之中的缺憾得到彌補。然而這裡更進一步的談到的是,作家如何使用女性作為回望的敘事方法。
  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一書中談到了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小說文體改變對於內容的塑造:「中國現代小說的文體變更所包含的內容,絕不僅僅是引進了一些小說的技巧而已,它同時為小說男/女主人公的人稱(person)注入了文學文本的意義[11]
  無庸贅言,兩本書都是作家透過自身經歷引起的某種切實的感動,最後產生出創作的念頭。兩本書各自的序言中作家已然談及。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作家從海外透過華工的墓碑召喚起華人歷史的認同感;作家也在自己的家鄉透過祭祖,後於數年後的定居海外突然地引起了家鄉的念想。這些都涉及了作家自身的經驗以及移動,若沒有到加拿大,張翎不會看到華工的墓碑;若沒有去加拿大,張翎也不會在臨行前到家鄉藻溪祭祖。
  然而距離,才是引起作家最後動筆創作的原因。正如同上面曾引過的──張翎異常的認同嚴歌苓所述的這麼一句話:「一個人不能寫離自己時間、空間太近的事。」在兩本小說中,《金山》涉及了整個大時代的國族歷史,《溫州》則是作家自身的家族歷史。這兩種歷史的寫作,也奠定了作家此時在海外的位置,必須得透過回望中國才得以書寫。
  作家使用第三人稱在歷史主題的敘事之中也變得合理,它給予作家自由自在的跨時間、跨地域、跨人物,並且深入到每個人物的內心,將留在家鄉的、出走到海外的、舊時代的、新時代的人物們逐一登場。然而這裡必須得注意的是,作家刻意避開了全知觀點,在兩書中都用歷史的交錯交代事件的進展。如《金山》使用了書信、如《溫州》使用了家族歷史的敘事(某種曾度也使用了書信,如方雪花給予林頡明交代江涓涓身世之信)。作家都刻意的使小說中的敘事「合法的」存在,並且影響每個人物,因此全知全能的視角受到作者的摒棄,作家選擇的是以另一種姿態進入到小說之中,達到全知敘事的目的。
  在此,要先談及的是作家主要塑造的兩個人物──《金山》的艾米.史密斯與《溫州》的江涓涓。這兩角色除了同為女性之外,她們亦都是連結中國與海外的重要樞紐。沒有艾米,方家的歷史沒有辦法得到延續;沒有江涓涓,加拿大與溫州藻溪之間的故事便毫無聯繫。而作家也明顯的在兩角色的敘事中帶入了自身的經驗,例如艾米回到了方家碉樓,實際上是作家自身前往碉樓田野調查的結果;例如江涓涓帶著林頡明到自己的家鄉藻溪,也是作家在臨走中國時回家鄉祭祖的經驗所依。
  使用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連結自我最主要的經驗到艾米與江涓涓身上,便成為了作家在時間、空間有了距離之外,另一種增添距離的寫作方式。它實際上也是作家不得不然作法。張翎特別注重與家鄉、與中國的距離,上述的引言中她已實際的說明,她認為與鄉土的距離夠遠,她才能夠更好的看清楚故土。然而故土對於她而言,亦也是超越時間、超越距離,永遠都會成為她的一種召喚。
  此處即得以解釋作家選擇讓人物出走以召喚過去的歷史,或者讓人物出走,達到與中國的另一種聯繫的目的。拉開距離使得作家得以寫作,而帶入自我的經驗到小說的人物中時,作家也刻意的拉開了與小說人物的距離,使用了第三人稱的敘事方法。第三人稱敘事除了上述提及的種種之便以外,還有作家刻意迴避與小說人物的接近。這使得張翎在兩本有關於歷史的文本中,她都得以以另一種姿態出現,給予文本中人物在歷史間受到的傷痕、也給予人物在事件過後的救贖。
  另外得實際的討論到另外兩個角色於《金山》、《溫州》二書中的象徵,也是上述中提及的,作家涉入到小說間使得小說擁有了全知的敘事。而這兩個虛構的人物,成為了作家在兩部書中最明顯的雕琢,某種程度也表現了作家的意圖。第一個則是前者小說中出現的歐陽家族。歐陽家族在《金山》裡面引路人的角色,奠定了阿法出走到金山,也使得阿法成為了一名具有知識的青年:
  這張照片卻突然吸引了我的眼球,因為我注意到在眾多神情疲憊的過埠客裡,有一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這副眼鏡如引信,瞬間點燃了我的靈感,想像力如炸藥爆響,飛出了燦爛的火星。那個在我心目中孕育了多年的小說主角方得法,就在即將出是的那一刻裡改變了他的屬性……我決定剝除他的無知,或者說,賦予他對知識的嚮往。一個在亂世中背井離鄉的男人,當他用知識打開的眼睛來巡視故土和他鄉時,那會是何等一種的瘡痍。(頁009
  歐陽家族正是賦予阿法知識的人,他不僅對中國文學博大精深,還曾受學過傳教士,可謂是學貫中西。他除使得阿法踏出了中國,還使得阿法具有知識分子的眼光,得以在故土和他鄉間移動。而知識也賦予他書信的功能,得以與在中國的女人們通信。綜觀小說,阿法數次回鄉,通過那稱為「豬仔船」的惡劣環境,一次次來回異地與故土,本身即帶有了作家給予他的超越性。超越了某種現實歷史中一個華工難為之事。而作家則是透過了歐陽家族培養了阿法,再使得阿法得到這種超越歷史的意義。換句話說,即是歐陽家族給予阿法出走的理由,也讓阿法與中國產生了連結,數次的來往達到了回望的目的。最後,歐陽家族又接引了艾米,讓艾米在理想之地──方家碉樓完成人生大事,組成家庭,完成了根的延續。甚至,歐陽家族亦曾出現在金山,也曾在文革時代擔任要職,跨地域也跨時間的出現,使得方家出走、回望,以及圓滿。
  而《溫州》一書中,也有威爾遜牧師家族的出現。爺爺約翰.威爾遜曾在中國辦學,解放了溫州第一名女性的纏足,也帶來知識給予那名女性──路得。隨後回歸到了美洲,使得自己的孫子保羅.威爾遜對於中國有著無限的盼望。這樣的盼望,甚至在小說裡面成為了保羅的擇偶條件:
  對二十出頭的保羅.威爾遜來說,人生的目標極為簡單明瞭:他似乎從出生開始就在準備去神奇的中國尋找他爺爺當年的腳印……保羅的擇偶條件和他的人生目標同樣簡單明瞭:他需要一個願意與他同行去中國的女人。(頁 323-324
  保羅在文本中,除了作者意圖在整本小說中傷痛的主題表達:「我的主人公和我一起不斷的在飛翔和落地中經歷著撕扯和磨難。飛翔的時候思念著慾望叢生的大地,落地的時候又思念著明淨高闊的天空。飛是一種傷痛。落地也是一種傷痛。傷痛給了我們活著的感覺。(頁06)」對於保羅而言,他的傷痛在於娶了約瑟芬以後,他以為可以前往中國,卻因為約瑟芬的病,使得他前往中國的行程拖延至了後半生,獨自一人前往。然而妻子的長年臥床,在他接濟了與林頡明鬧翻的江涓涓時,獨自又受到了信仰與慾望的雙重折磨。
  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作家刻意用了一個牧師的身分在中國人的故事裡頭,並且與中國產生如此深刻的聯繫。約翰帶給溫州的是女性的知識教育與解放,他扶養了路得──這名被人丟棄的孤兒──也使得路得愛上了約翰。然而約翰最後仍堅持自我的信仰,忠誠自己的婚姻。保羅則是在加拿大接濟了江涓涓,教授她英文,讓她得以獨立的生活在加拿大這片異地。同樣的,他也堅守了自我的信仰,抵抗慾望。在小說的結尾,林頡明一行人送江涓涓搭機回中國,他甚至與林頡明共同出了一筆錢,成為江涓涓將來攻讀服裝設計的學費之用。
  威爾遜一家在小說中都成為了一種救贖的象徵,深刻的與中國產生關係。然而在此處有一些難以為繼的論述之處在於,《望月》、《交錯的彼岸》兩本張翎的書中其實都有過牧師的角色──張翎自己所述。但是此處單只論《溫州》一書中的牧師,或許稍嫌失當。但是歐陽家族以及威爾遜家族的出現,也可見張翎在小說中對於她筆下人物的救贖與寬憫,在另一種意義上,也是使得艾米與江涓涓最後得以回到中國的重要樞紐。此外,《金山》其實也出現了一名神父,在錦山與桑丹絲遇見的部落裡。彼時的錦山剪了髮,又受到保皇黨的華人攻擊,沿江漂流被桑丹絲的父親打撈上船。錦山在部落裡居住了一段時間,本因為偷了神父的相機而要被驅逐,但神父在最後一刻卻說相機是他贈予給錦山,而讓錦山留了下來。此後,錦山也因此靠相機得以一個人在加拿大過活。
  當我們把眼光又放在引起作家創作之思的兩處現實空間,墓碑與家鄉時,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何作家的敘事結構會以第三人稱的方式跳出歷史時間、地域空間,成為一個外在的敘事者,同時又不斷的介入到每個角色之間;而作家對於兩篇小說的結尾給予的憐憫與寬容,最後也成為了一種必然的結果。


參、           結論:
  最後這裡稍微整理一下上述兩章所談及的部分。第一點則是兩篇小說中,女人都成為作家回望故鄉的重要角色,她們對於過去歷史中女性缺席的存在表達抗議,讓家族故事、國族歷史中的女性得以重見光明。第二點,則是作家刻意的拉開與敘事對象的距離,甚至與小說題材的距離,表達出一種回望的姿態。或者說,這才使得張翎不得不以這樣的敘事方式,使得自己擁有此種姿態回望。
  而我試圖在這篇小論文中做到的是,藉由張翎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達到一種對於張翎對於女性的詮釋,並且與張翎自身在小說中比現的中國性做出連結。另外則是在敘事結構上面對於張翎的回望姿態做出了一個可能是簡陋的分析。我得自我承認在敘事學這一塊的不足,但此刻我也當作一種學習,在錯誤中學習,在學習中得到成長。因為是課堂,我也就硬著頭皮這麼的「上」了。招致批評以及質疑對我而言都會是一個美好的成長機會。
  這篇姑且稱之為小論文的論述,我自己明白有幾個缺點是必須得改善的。第一個則是理論的深化,我個人認為段義孚的人文地理學可以在小說之中給予更多的詮釋空間,論及加拿大、溫州、中國、多倫多,這些交叉的地域時,作家的行旅給予她什麼位置、什麼視野、什麼情懷?另外,提到的敘事結構處,其實也是一個簡陋的,且章亂無法的詮釋,我希望能繼續加強此方面。
  第三,則是對於在於章節的分向上,我始終想要抓緊的是一個主題──中國。但是這樣的中國,顯然的涉及到張翎所有作品裡給我們的提示,我未能逐一讀完,詮釋中難免會有偏頗。然而回到兩本小說之中,我依然盡了一些努力。
  我更想要觸及的是,張翎在兩篇小說中隱隱出現的「迴避文革」。對我而言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文革的題材大陸當代作家或多或少觸及,蘇童、莫言、賈平凹、韓少功、王剛等人不必提,他們都有各自的代表作,也在書寫中得到對於過去的懺悔(或者尋根?)。但看《金山》、《溫州》二書,前者略過了文革,後者則淡化了文革,文革在這兩篇小說之中都成為了一個背景式的提示,告訴我們年代,隨後避之不談。我相信張翎所自述的:「傷痛給予我們活著的感覺。」而張翎對待文革是痛的嗎?
  張翎跳脫過往的「移民文學」、「留學生文學」的書寫範疇,並且用女性在大歷史中的完善試圖追尋中國的圓滿,但是在中國之外,加拿大對於張翎是什麼?這篇小論文中沒有談及,若是有機會,有更大的篇幅,這個題目我希望能夠在延續下去。




[1] 全名為《溫州女人-一個郵購新娘的故事》,大陸版為《郵購新娘》。
[2] 南航:〈十年積累的噴發-張翎訪談錄〉,《文化交流》20074期,頁18-21
[3] 黃賢君:〈守護與等待的虛妄-張翎《金山》中「碉樓」意象文化解讀〉,《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315期。頁56-59
[4] 王德威:〈河與岸――蘇童的《河岸》〉,《河岸》(台北:麥田出版,2009),頁003-008
[5] 萬沐:〈開花結果在彼岸-《北美時報》記者對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的採訪〉,《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2期,頁70-73
[6] 南航:〈十年積累的噴發-張翎訪談錄〉,《文化交流》20074期,頁18-21
[7] 張翎《溫州女人-一個郵購新娘的故事》(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頁04
[8] 南航:〈十年積累的噴發-張翎訪談錄〉,《文化交流》20074期,頁18-21
[9] 南航:〈十年積累的噴發-張翎訪談錄〉,《文化交流》20074期,頁18-21
[10] 萬沐:〈開花結果在彼岸-《北美時報》記者對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的採訪〉,《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2期,頁70-73
[11]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修訂譯本)》(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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