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妮卡站在教室的門外顯得異常緊張，她不時眼神放空，嘴裡喃喃唸著；又會突然的跺起腳來前後走返。教室裡面有她的兒子、她的兒子的同學、她的兒子的老師。待會就輪到維妮卡站在講台上了，她想到這裡又開始亂跳起腳來。深深呼吸幾回，偷偷的再往教室裡面望去──老師的聲音傳來，介紹著維妮卡，城城的母親……。她看到兒子腆紅著臉跟左右兩旁的同學打鬧，同學悄悄的指著她，又與城城交頭接耳；同學們的眼光一時之間都往著城城看去，也向她瞧來。老師繼續說著：「別小看維妮卡阿姨，她已經在台灣十幾年了哦！還是菲律賓的大學畢業生……」。維妮卡一時之間覺得自己被拉得好遠好遠，遠離了教室、走廊、洗石子鋪成的洗手台、掉滿麵包樹葉的教室屋頂、橢圓形散著紅煙的操場，還有那座斑駁的禮堂。
畢業後跑遍了大小醫院應徵，還胡亂投著履歷去藥房當配藥，或選擇當醫師助手。跑到她灰心喪氣，繼續大學時期的工讀生行當，賴活在這座城市裡。但只要想起父親母親的期盼，哥哥姐姐的辛勞，下面四個弟妹的未來，沒有一晚不使得她咬著床單哭歇了氣而眠。但誰也沒想到，遠在海峽對面的台灣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傳到了菲律賓，也搖醒了維妮卡出外的念頭。
1999年凌晨一點四十七分過沒多久，我睡在雙層木床的底層，家人們的吵雜聲驚醒了我。他們竟然一個個都圍坐在我的床上，母親的手電筒亮得我睜不開眼。我恍惚地著問母親──在一片漆黑中我的聲音抖顫著特別明顯，才知道一場劇烈的搖晃發生在睡夢間。父親拿著另一支手電筒去外頭查看，黑暗中有車子的防盜聲、喇叭響、救護車的急駛；沒多久，村子裡的防災警報也加深了黑暗中的恐懼。警察一戶戶敲起了家門，收音機傳來的是南投為震央的大地震快報。
隔天一早全國放假，新聞還沒進入到南投，但是各縣市的災情已經讓晨間新聞罕見的未有重複。有教徒惶恐的預言著末日的到來，有新聞台播著國際新聞台播報台灣的畫面，有自稱預言師的怪人拿著一張紙條說這是十年前埋下的時空蛋……而人們在問的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隨著記者的腳步愈深，終於進入到了南投──人們瞠目結舌不再問了。
這場大地震改變了廖先生的一生。我跟你介紹吧，住我家後面巷子的一戶人家，一家子客家人，父母親年老但還健壯，共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皆已婚嫁。小兒子還帶著新婚的老婆與兩位至親住在一塊，他們就是廖先生與廖太太。廖先生的家庭好，有幾筆田產，職業也不壞，是個水電工。如果你曾經看過保力達逼的廣告，那你一定看過有一群人在跨間外穿著奇怪的內褲，一頭有根繩子綁在鐵桿上，頭頂著黃色的安全帽、穿著淡藍色的襯衫與牛仔褲，還有肥大的絕緣手套。更奇怪的地方是他們一群人爬在一個高壓塔上，拿著一瓶瓶的保力達逼說著，明日仔的氣力──這群傻逼。
廖先生的心聲一定是這樣，這群他媽該死的傻逼。大地震的那一天，他因為標了政府的案子得組裝與拆卸觀光節過後的燈籠。一盞盞燈籠掛了半個暑假，直到九月十七日的最後一場水舞演出，花蓮水舞觀光節宣告落幕。從市區蔓延至壽豐鄉共二十公里長的路上，每盞路燈底下都掛滿了燈籠。二十二號以前必須拆光，並且回收至縣府已待將來再利用。
他們開著改裝的小型雲梯車在夜間的台九線上作業。整條路上空蕩蕩的只剩下黃燈紅燈一個接一個閃，車速也一個快過一個，遇上砂石車大貨車時連帶的風都颳得他在上面晃啊晃。剩下一段從台九線連接至水舞會場的燈籠拆卸完畢後，他就可以在逐漸轉冷的九月天裡，扔下那悶熱的手套，爬下比他還顫抖的雲梯，回到家裡抱上自己那新婚滿月的妻子。或許趁她熟睡的時候開個親密的玩笑，紓解這一整天早起到晚不踏實的每一刻。
那妻子是他的大學同學，苦苦追了一年以後才確立關係。他們在一起熬過了三個春天冬天，穿著迷彩服寫信的一個夏天秋天，終於在脫下軍裝的時刻摸著不長不短的頭髮進到人家院子裡。去的那天，母親充當媒人陪著廖先生與他的父母到了雲林。女方希望廖先生有正式的工作以後再談起婚嫁，於是當天即算訂婚。廖先生為了能夠順利娶得女友，半年後與朋友合開一間水電行，幫新蓋的房子牽水電、幫新蓋的大樓配電路，忙得不可開交。又過了半年，生意慢慢穩定，女方父母點頭首肯，方得成婚。母親帶著我們去吃喜宴，她坐在主桌，我們與父親坐在男方親友桌。父親給的紅包正是母親那天收到的媒婆金。
維妮卡在大地震後的三個月來到台灣，彼時台灣在大地震的善後期，但事實上這所謂的善後期對於任何一個歷經災難的人們而言並不存在；對於維妮卡與他的家人而言也沒那麼簡單。父母親寄望她大學畢業後能夠留在菲律賓工作，歹說也是個稱頭的學歷。他們實在受夠了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頭的生活，幾個禮拜收到一封信後又要提心吊膽幾個禮拜。尤其那時大地震重創台灣，太平洋的捕魚業少了個競爭對手，使得維妮卡的大哥更是數個月不見人影。
維妮卡怎麼說：她每天從新聞看到台灣大地震的影像，先是國際的救災團隊紛紛進入、菲律賓在台人士的安危問題、一個個馬賽克的畫面使人恐怖。但這些都不如人力仲介招募單上一律寫著台灣缺人的字樣──急徵護理人才、看護、幫傭……，甚至還有一些台灣的重建工作需要國外的勞力幫忙應付。薪水豐厚，比他們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還高了三倍，去一趟一年能抵三年、三年能抵九年，九年能抵二十七年不如就回家鄉過上小康的生活。那時候她幾歲？三十歲！維妮卡這樣告訴父母。他們彼此沉默相望著好久。太陽逐漸西沉，她的手上捏著護照與申請單，心裡想的是另一回事。
那是新聞帶來的另一個畫面，台灣一戶漁工家庭在大地震中父親死於港邊坍方的工寮，家裡兩個孩子還有一個智能障礙的妻子去途茫茫。那報導總是揪著她，揪得比任何一個晚上還要心疼。她想起大她七歲的哥哥，離家那一年好好囑咐她用功念書，至今仍未有對象。想想一個長年在船上飄蕩的漁工，又怎麼在海上遇到另一個女孩？橫豎在菲律賓對不起家人的期待，她更願意以另外一種方式彌補家人。父母親的頭終於熬不住維妮卡掛上一顆顆砝碼，點了就再也抬不起來，一滴滴淚打在膝蓋上，順流到腳掌，濕痕引起了一陣陣涼意。多送走了一個女兒去到國外，或許將會在下一個過年的時候，由總統統一在機場迎接。機場會飄起陣陣的紙花，家人們在外頭企足翹首盼著，直要總統說出一句：「菲律賓的經濟是你們的！」那也算是光榮的了。
得到許可後總是輕飄飄地讓人不知如何適從，她沒多久就先從國內線到了馬尼拉，在馬尼拉學了一個月馬馬虎虎的中文，順便靜待著工作的安排。仲介是這樣，佣金抽取第一年的一整年，又或是兩年中所得的一半。單子有了還得等待媒合，一來一回總要一些時間。有護士經歷且熟諳中文的總是順位的先搭上了飛機，維妮卡一個助產士這樣奇怪的專業在台灣聞所未聞，接生孩子的專科？台灣的雇主多是訕笑，再聽到不會中文，更是直接搖頭拒絕。
身邊一個個同期來的夥伴們都走了大部分，單子一張一張少，一張一張又貼了上去。有一張單子貼了許久，大多數人看了都不願意。那張單子的內容大概是這樣：對象是一名近三十歲的男性，因為誤觸高壓電，左腳與左手尚在，但難以活動，右腳截肢一半、右手完全截肢；服務的內容則是：因為男性剛脫離危險期，出院後需要長期的看護幫助生活起居。會煮飯，肯協助雇主上藥。另外還有一點備註是仲介後來用手寫上去的：雇主情緒不穩定，需要耐心的看護。
維妮卡後來決定接了這張單子。理由沒有想太多，大概是怕了自己憑著一股志氣往台灣去，還沒去成就在這裡消磨耗盡。而且，自己不正是因為看到台灣的新聞才決定要去的嗎？主一直是她的信仰，她也如此期待主的安排。對方收到回應後，簡單地了解維妮卡的情況就接受了維妮卡。大概因為對方等久了，早就迫不及待地需要有個人來照顧雇主。
飛機啟航，坐的是中華航空。起飛時可以從前座的椅子上看到飛機底部的畫面，機輪緩緩的收入機腹中，沒一會離開了跑道的邊界。飛機的轟鳴聲愈大，他們全程繫著安全帶，因為不到二十分鐘就看到了台灣的陸地。沒一個小時，飛機的輪胎又從機腹中吐出。前前後後花了近三個月的時間，一個小時就實現了。好像菲律賓與台灣也不是那麼的遙遠。
隔壁的廖先生過了快一年後才回到花蓮，他的父母親被哥哥接走，因為此刻的廖先生顧不得父母親，父母親也見不得他們的兒子。廖先生的姐姐住了個把月的時間才回到南部的高雄，恢復自己的家庭生活：步入中年的先生，一個為了高中考試而不得分心的兒子。而廖先生，他完全變了個模樣。我曾與母親一同前往探視他，他大聲的喝令著我們在房門前停步，母親還半帶好奇與好心的想要就近看他，隨即被廖先生近乎哀求的憤怒聲給嚇住了步伐。他大聲的喊著：「不要進來──他媽的不要進來──！」然後害於自己情緒過於激動，扯動尚未復原的傷口，髒話連夾著意味不明的呻吟嘶吼了起來。
那時候我們才第一次見到維妮卡。臉黑黑的，眼睛大大的，身材有些擁腫。頭髮烏黑亮麗，其實還夾雜著一些汗水令你覺得她的頭髮濃密異常。在狹隘的平房底，這亂七八糟充滿著藥袋與繃帶的房間裡，她好像都長了眼似的，抬腳跨步都能夠輕鬆地越過地板上被廖先生亂扔的物品。她用極其不標準的國語問著：「老闆，要起來嗎？」廖先生大罵了一句滾，她又問：「老闆，要上廁所嗎？」、「老闆，要吃飯嗎？」、「老闆，要吃藥嗎？」只有廖先生的喘息回答她。她想了想，拿出了止痛藥，倒滿了一杯開水伸進去蚊帳裡頭。廖先生大概怕是我們看到他，把維妮卡的手用腳猛力的踹掉，水與藥撒在地板上。維妮卡看著我們笑了笑，又蹲下來收拾。那一剎那我就看到了廖先生的腳，糾結在一塊的應該是他的皮膚或肉，整個紅通通的好像少了一層皮。繃帶可能正換著時就被我們進來打擾了，腳的上頭細點著滲出來的血與組織液。看了一眼就難以忘懷。
我與母親不敢久待，與廖先生告別，廖先生依然用喘息聲回答我們。我們在廖先生家裡的廚房見到了維妮卡，大大的眼已經被紅絲爬滿，才剛用水龍頭的水擤完鼻涕。母親見狀拿了衛生紙給她，她卻用圍兜抹了臉，抹完後仍露出一口整齊又大顆的牙齒向我們笑著。母親大概心疼了，跟她說加油，將她抱在臂彎裡，她也還之一個擁抱。但怎麼看來都是嬌小的母親被她抱在懷裡。四五月還未到端午，維妮卡已經穿起了寬大的短袖上衣與七分短褲，好像期待著接下來會進入到熱得只剩蟬鳴的夏天。進入夏天的時候，村子真的熱得只剩下蟬鳴，人都堆在樹蔭底下納涼，用斗笠蓋著臉睡飽一個午覺，下午在繼續摺著褲管下田。
母親那天留下了家裡的電話給維妮卡，告訴她若是有什麼事情，可以打電話給母親。維妮卡聽不大懂，母親便拉著她的手到電話旁，把號碼貼在電話上面，寫了一個HELP。維妮卡看著，眼又紅了起來。我這時候才注意到，廖先生家裡掛著那幅與妻子的結婚照大概剛被取下，空留一個長方形的痕跡。那張大照片我也曾在婚宴那天看到過，就擺在婚宴的入口。婚宴辦在村子活動中心外頭的大廣場，大廣場上搭滿了棚子，穿得清涼的阿姨沒多久就會在舞台上跳舞。爸爸那時候把我趕出來，叫我該回家了，於是我一個人躲在那張照片後面偷看。
終於來到了夏天，炎熱的天氣沒讓維妮卡擁腫的身體感到不適，事實上她習慣得很，甚至期待已久。來到台灣過了有半年多，還是這樣的天氣使她感到自在。但是對於廖先生與她之間就沒那麼愉快了。廖先生鎮日躺在床上，熱得發昏發汗的溫度使他沒法繼續在床上承受復原帶來的痛苦，截肢後帶來的幻覺使他感到發瘋，每當他不經意的瞥到自己右手與右腳，都覺得自己彷彿又被惡夢驚醒了一回，雖然沒有比這個再糟的夢了。他每十分鐘都得換一次位置，每十分鐘都得習慣另一個部位與床接觸的疼痛，而十分鐘過後悶的流汗的皮膚帶著發黃液體讓他渾身發臭。誰能想到，整整要一年沒洗澡了，這真是幹他媽的！幻肢無時無刻侵擾著他，眼不見為淨也就罷了，自己身上散發出來的異味是要他閉了氣才甘願。
維妮卡每天兩次幫他換繃帶，到現在每天得要四次，除了早晚以外還多了近午與傍晚。每一次換繃帶廖先生的髒話唾沫濺到她的臉上，刺在她心上，還穿過了巷子傳到了我的書桌上。那時候我正好準備著基測，一整個暑假被母親禁足在家裡。直到有一晚家裡的電話響起，維妮卡悄悄的來到了家裡，與母親兩人在客廳說著些什麼。父親就坐在藤椅上看著電視，並不大理會她們。維妮卡在家裡哭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傳到了房間裡，我躡手躡腳的走到廚房偷聽。原來是維妮卡終於受不了了，她說，她覺得廖先生討厭她，對她始終都沒有好臉色；她在想，或許可以的話，她願意退單給仲介，接受一筆罰款，然後再找看看下一個工作。雖然主動放棄雇主會讓她有個不好的名聲，但是她真的覺得她沒辦法再承受下去了。她想，一定是廖先生嫌她笨手笨腳，弄痛了她又不會照顧，巴不得換一個新的看護來照顧她。母親後來與她說了什麼我不知道，但是維妮卡常在夜裡廖先生睡後來到家裡，每每都帶著淚痕離開。
廖先生在暑假的下半個月身體情況逐漸好轉，皮膚不再滲血與組織液。每兩個禮拜一次複診由維妮卡陪著搭上火車，去到台北的榮總，再回來花蓮。廖先生誤觸高壓電的那一晚，急送了慈濟醫院，沒多久又被轉到了什麼醫院、什麼醫院，最後才被台北榮總接了下來。到了榮總以後，榮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請廖先生的家屬準備後事，但沒想到廖先生還頑強的撐了下來。逐漸復原是好事，廖先生卻更關心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夠洗澡。自他傷後一年整，九二一大地震滿週年，榮總彼方終於首肯廖先生能夠不來複診，但是每一個月還是得去慈濟檢查一回。把病歷轉給了慈濟，也告知他終於能夠洗澡。
這是好大的一件事情，對於廖先生而言。因為我在那個暑假都聽到他這麼地喊著：「維妮卡，求求妳了，幫我換繃帶！」、「肏他媽的小力點，幹妳娘全身肉都碰到我！」、「維妮卡，求妳了，用濕毛巾擦我身體好嗎？我真的覺得我很臭──你一定也覺得我很臭。」、「維妮卡！幹！幹！藥不是該吃了嗎？妳是不是覺得我很臭，妳一定覺得我很臭！幹！」、「肏妳媽的死大塊，我幹他媽的一隻手也能夠揍妳，妳別以為我雞巴不知道妳在想什麼！」反正你能從髒話裡聽出來廖先生是多麼渴望洗澡這一件事，但是這件事情對維妮卡而言是就有些尷尬。他們回來的那一天，經過我們家門口，廖先生逕至向我母親打了招呼，然後請父親來到門口，兩個人說著話，又看著我。
於是我得幫廖先生洗澡。如果沒有這一遭，我也不會告訴你這個故事，但是有了這一遭，我就沒法告訴你廖先生身上的傷有多麼的糟。他的臉還是完好的，但是他的皮膚像是閃電一般，有著蚯蚓的痕跡。粗的細的肥的瘦的，糾結在一塊的、凹了個洞的，你能想到的那樣就是那樣，月球的表面也不過這樣。但是廖先生自從能洗澡以後，他的人越來越開朗，髒話也少了許多，還常見到他悄悄的在巷子裡透氣，但始終不敢踏出巷子外。這在村子裡都成為了焦點，小村裡沒什麼好談，但是對廖先生的好轉都由衷的感到開心，路上看到維妮卡的時候大家也待她格外親切。村子裡的人們在此刻才開始認識維妮卡，這個胖胖黑黑使人可愛又一嘴好牙的維妮卡。
維妮卡台灣工作簽證的五年裡，廖先生去慈濟做了一個半截的義肢，套在他僅剩大腿的右腳上。廖先生在街上出沒的次數也越來越多，村民們都不吝與他招呼，而他總是躲躲藏藏的以為大夥都看不到他。這五年的時間我上了大學，不再幫廖先生洗澡，他越來越能夠自己處理。不用吃藥了，對於截肢已經感到習慣，只是頭上的毛囊全部壞死，再也長不出頭髮亦連眉毛。所以出門總是戴頂帽子，一個上面有個紅色海鷗的帽子，被他戴久了，都戴成了白色的海鷗。也算是還了海鷗一個公道。而這五年來他除了洗澡以外，最常來找我的事情就是拜託我去找些木頭給他。我問他要做些什麼，他都吱唔言他，但我還是幫他找了一些木頭來。不管是颱風天開放淨灘撿漂流木時，或者去跟農民要整地後砍下來的木頭。我也只剩下這一點忙能夠幫助他。
維妮卡的任務結束了，廖先生也不再需要維妮卡的照顧，廖先生的哥哥姐姐也不願再負擔不必要的費用繼續請維妮卡。於是維妮卡打算將這五年除了寄回家之外的積蓄好好利用，或著回去菲律賓做個買賣、或許回菲律賓休息一陣子再出來工作，維妮卡也不知道怎樣好，這五年來她忘了準備這事，但是她好想要回到家裡的床上睡個好覺。她離別前這樣告訴我們。其實這五年來，除了第一二年廖先生還依賴維妮卡外，其餘的三年時間，維妮卡過得就像廖先生的家人一般。甚至廖先生還同意維妮卡去附近的洗衣店幫工，雖然時薪僅有六十五元，但維妮卡還是甘之如飴。能夠多一些收入沒什麼不好，村民們也對此毫不介意（但我不知道移民署或者勞工局什麼的，他們會不會介意）。
我載著維妮卡與廖先生去到了火車站。剩下的，維妮卡得自己搭車到桃園，然後在簽證到期前搭飛機從松山回到菲律賓。我猜她不會多留在台灣玩個幾天，哪怕還有幾天可以待著。火車站前的廣場上，廖先生拿出了一只小人偶──我才知道廖先生這幾年來跟我要木頭做些什麼。他這幾年悄悄地學了雕刻，一腳踩著木頭、一手抓著刨刀，還有各式各樣的工具。把他的腳磨得起了厚厚的繭，左手的肌肉也發達成美麗的線條。廖先生雕刻的是一個胖胖的小人偶，人偶穿著一件短袖上衣與七分褲，神情沒法精細的雕刻出來，但是一看就知道，那是維妮卡。維妮卡看著這個小人偶，眼淚就啪噠啪噠的掉了下來，廖先生的眼淚也跟著湧了出來。他的嘴巴顫抖著想要說些什麼，最後吸了好大一口鼻涕還是沒說，看了我一眼。我把維妮卡的行李放在他們腳下，走進火車站的便利超商買了兩瓶飲料，又走了出來。維妮卡已經提好了行李在剪票口後看著我們了，揮手向我們說聲再見。廖先生隨便揮了兩三下，轉身就走，一拐一拐地走回車上。廖先生整路上無語喝著飲料，直到下車前才跟我道謝。很鄭重地看著我的眼睛，說了聲謝謝。
自維妮卡走後三週，我們大家都沒看到廖先生，好像他也隨著維妮卡走了一般。我常被母親問著，那天我有確定送廖先生回家嗎？他是不是走進了家裡？我都覺得奇怪，這麼大個一個人了少了隻腳也不可能丟了整個人。會發現廖先生不見，是村民們大夥怕廖先生沒人陪，心情又復沮喪，於是敲著廖先生家的門打算找他談天。一連好幾天，廖先生家都沒人應門，所有人這才驚覺不對。母親拿著廖先生家裡的備用鑰匙，打開了廖先生家。那天的天氣還算晴朗，進入到秋天以後大家都昏昏欲睡。廖先生的家沒被太陽曬得暖呼呼的，事實上還有些冰涼，那是因為廖先生家上頭有兩棵百年的麵包樹，是過去日本人殖民留下來的痕跡。每到夏天的時候廖先生的家裡總會砸進幾顆麵包果稀爛在地上，惹來一團團的蒼蠅。久之不顧，蒼蠅便在裡頭生蛆，好在那時候還有維妮卡，她會一併掃著麵包樹肥大的葉片。然而現在秋天，麵包果該長的長了，該落的落了，只剩下那些發黃發老的麵包葉在地上踩著沙沙作響。
廖先生的家裡有些陰沉，時鐘仍然搭搭的擺著，大家找不到廖先生的影子，也沒有在橫樑上看到繩子，廚房裡沒有一絲異味，就連瓦斯都是栓得緊緊的。大夥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但是彼此都在問著，廖先生上哪去了？這五年來廖先生除了看診沒有離開過這個村子，時常鬼鬼祟祟的出現在街上的角落，後來才變得光明正大起來，但是還會刻意躲著眾人們的眼光。於是母親去問了洗衣店、去問了菜攤、肉攤，還跑到超商跟統冠去問，沒人看到廖先生。廖先生上哪去了？
大家琢磨著要不要報警，為的是怕廖先生真的尋短，躲在某個我們找不到的地方尋短。我們想，截肢傷殘已經夠苦了，以為能夠伴首終身的妻子跑了也算慘了，好不容易有個維妮卡任勞任怨的陪伴他這五年，會不會維妮卡的離去使得他再次想不開？最終還是決定報警，警察也是村裡人，住在山腳的部落裡。這麼小的村子裡廖先生的故事誰不知道？於是他動用了警政系統查詢，找到了廖先生姐姐的電話。
廖先生的姐姐兩天後就來到花蓮，與大家在廖宅裡碰面。這段時間裡廖家的兩老相繼過世，生前還不忘囑咐大哥與大姐照顧這個弟弟。兩老臨終前的遺託，也成為廖家大哥大姐的心病。廖大姐說，一個月前弟弟向他借五十萬，說這五十萬他一定得用到，必須得用到；大姐本來心腸軟，她與先生倆人的薪資優渥，孩子也順利地大學準備畢業，這五十萬拿出來給弟弟當作打水漂也沒什麼，主要希望弟弟能夠順利的再站起來。何況前幾年做義肢的錢都是哥哥出的讓她過意不去，現在弟弟有這個需求，她一定會答應。但想不到弟弟跟她通完電話隔天，一個人就南下高雄與姐姐碰面，當面謝了姐姐，還惹得倆人眼淚直流。最令她開心的是弟弟終於願意離開花蓮的小村，最令她難過的也是弟弟行動不便，一路上來一定令他難受──還有旁人的眼光。
但是弟弟如此反常，讓廖大姐起了疑心。耐著心問他，這五十萬到底要花在哪裡？弟弟始終不答，只是說著對自己人生非常重要。問到最後，甚至惹得倆人人都要翻臉，弟弟才承諾不久後就會告訴她。她沒輒，只好給了。廖大姐急忙從高雄趕過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她一直在等弟弟的答案，卻沒想到先等到弟弟失蹤的消息。她急得團團轉，眾人又一番安撫，各自帶著疑惑離開廖家。
維妮卡回到怡朗不久後，她的父母就發現維妮卡的怪異。不是因為去了國外工作而變得成熟，也不是因為太久沒回家而感到陌生，就是一股感覺，覺得維妮卡怪怪的。她常常坐在院子裡往外瞧著，好像一個老人般；有些時候又會瘋瘋癲癲的對著雞舍裡的小雞說話，甚至連教堂都不上了。為此，他們不得不逼問維妮卡，是不是在台灣從事什麼行業？又逼問維妮卡，是不是在台灣受到了什麼虐待？又或者，維妮卡在台灣染上了毒癮？維妮卡氣得發笑，終於忍不住，她說，她在等她的老闆來。維妮卡的父母一下就愣了，以為維妮卡在台灣惹了什麼禍，她的老闆竟追到菲律賓來。
那是維妮卡回到怡朗鄉下的第二個禮拜，那個週末她沒隨著家人去教堂，在台灣的生活早就已經使得她離開教堂太過於遙遠，但與主卻感到更加的親近。這幾年家裡變化挺大，先是屋子裝修了一番，外頭圍起籬笆成了個小院子。院子旁多個雞舍，散發出過去童年沒有的味道，好在麵包果的味道還是令人熟悉。他們家附近種滿麵包樹，麵包果一年可以結上兩百顆，用炒的或煮湯，甚至將果實挖出當作主食都沒問題。窮苦的日子他們這樣過來，在台灣的日子也有著麵包樹陪伴。她想著，就拿起竹帚掃起地上的落葉，順便把雞舍的髒污清掃乾淨。事情忙完，她深吁一口氣挺著腰，才看到村子口一拐一拐地走來個男人。戴頂看得出原先是個深藍色、卻洗到褪成淡藍色的帽子；帽頂上還有個白色的海鷗，就好像她過去五年洗的那頂帽子。事實上她也馬上發現，那頂帽子與她記憶中的那頂一模一樣。
五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是菲律賓到台灣，真的好遠。她還記得第一次到台灣時，不到一個小時就降落了，那時她以為菲律賓到台灣是這樣的近，但是後來才發現，要從台灣回到菲律賓是那樣子的遠，遠的走了五年。回到馬尼拉的飛機場時，才發現這五年讓所有距離變得比想像中更遠也更近，菲律賓獨有的味道令她想笑。維妮卡在機場裡笑個不停。回到怡朗的鄉下後兩個禮拜，台灣她也不覺得近了，雖然只要五十分鐘。有些時候她會突然聞到洗衣精的味道，洗衣機的嗶嗶聲一台接一台、烘乾機的熱氣吐得嗡嗡嗡嗡；偶爾也會聽到廖先生走路時拖著腳步的聲音，伴隨著義肢的喀喀響；夜晚總令她想起她提心吊膽的趁著廖先生睡著時，輕帶上家門，走到巷口大姊的家裡訴苦。一時間台灣到底是遠還是近，她還在一種恍惚的狀態裡，直到她剛剛確定那個喀喀響真的是來自廖先生的義肢時。
廖先生在第四個禮拜後回來台灣，帶回了維妮卡。廖先生回來不久後，廖大姐與廖大哥也相繼來到廖宅。他們請了近十桌在廖家的前院裡，沒有跳熱舞的辣媽、也沒有莫名其妙的人走上台唱歌，門口也不再擺著一張照片昭告天下。大家靜靜的吃飯、祝酒，維妮卡被眾人惹得又哭了一次。廖先生說這大概是他去菲律賓以來第八次哭了，母親在一旁聽到就說好，那可別再哭。八是雙數，成雙成對，如果再哭，那還要多哭三回。湊到十二才好，六六大順！
那晚廖先生終於喝多了，我陪著維妮卡扶廖先生進房。我看到客廳牆上之前掛著婚紗照的地方改掛了一份花蓮二信送的年曆，電視機上擺著廖先生刻的人偶，那是維妮卡。另一只擺在客廳的桌上，還沒刻完，那應該就是廖先生了，因為人偶的右手跟右腳都不見了。我回到家裡的時候天氣還涼的很，父親母親洗梳過後便睡了，我偷偷的從我的窗子裡瞧到廖家的院子，那是一片漆黑，只有一些蟲在亂叫著。我躺在床上，還是只聽到蟲在亂叫，聽著聽著莫名地睡著了。
維妮卡與廖先生生了一個兒子，長得肥肥胖胖，但是白白的，眼睛還跟母親的一樣大。他還小的時候我們都取笑他是蠟筆小新，現在倒是越長越高，好像這一世代的孩子們都比較早發育，比城城高的還大有人在。我從大學畢業以後，當了一年兵，又在花蓮市區的通訊行當幾年的員工，最後都沒什麼熱情；剛好看到國小母校在徵校工一名，便跑去應徵，也順利的應徵上了。
那天是學校新的學期，城城小學四年級。學校辦了課後照護班，希望能夠讓父母比較晚回家的孩子們留在學校，至少有人看著他們念書或做作業，還可以節省父母把孩子送去安親班的費用。於是課後照護班由十個志工家長輪流帶領，課堂的內容是教小孩子寫作業或者說故事給他們聽，也可以教母語或各種各樣的事情給他們。維妮卡是其中一個家長，她在十年後開了一間自助餐廳店；廖先生依然在刻著他的木頭，賣不了多少錢就是。
為了配合課後照護班，這學期開始維妮卡每週二只做中午，下午的時間得去學校帶孩子們唸書。那天是維妮卡的第一次上課，她在教室門外緊張的很。老師在裡面介紹維妮卡，越講越多她就越好笑地抓著耳朵又摸著脖子。突然的，她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眼神就像放空了一般，讓人覺得她不在這裡。我叫了她好幾聲，她才恍然回應。我說，維妮卡，我把廖先生帶來了。廖先生在維妮卡還沒注意的時候便悄悄地坐著輪椅進入了教室，在最後一排又惹起了學生們的張望。廖先生的義肢在後來又陪了維妮卡回去一趟菲律賓時便出了一些問題，勉強多用了幾年終於壽終正寢。後來廖先生乾脆替自己做義肢，但是做出來的效果總不是很好，想到今天要帶學生們一個小時，他請我幫忙推著輪椅來。
老師終於介紹完了，學生們的掌聲響起，維妮卡快步地走進去，踏上木質空心的講台，發出咚咚聲。她向所有學生鞠躬，她說，大家好，我叫做維妮卡。說完就在黑板上寫下她的中文名字。她又說，我是城城的媽媽。城城在底下趴在桌子上，頭也不抬。維妮卡繼續說，我來自菲律賓，來台灣已經十五年了！家鄉是怡朗市附近的一個小農村，跟這裡很像。她在黑板上用英文草草的寫下了Iloil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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