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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計畫將會透過紀錄片的方式記錄，甚至去到印尼的客家庄。若是您有幸繼續了解，歡迎您持續追蹤。
※這篇文章經由受訪者同意後刊載網路。旨意在於讓更多人認識今日台灣「新移民」。之後會有陸續的採訪與整理，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是，由這個故事令我們知道，這些已經與我們朝夕相處的新移民們，他們與我們一樣，有血、有肉，她們背後有著家庭，內心深處蘊藏著靈魂。
日期：20160329
受訪者：楊雪霞 採訪者：楊富民、鍾祐宸
1.
印尼的夜：
印尼處在熱帶，一年四季總是燠熱，常常一場午後的「西北雨」便令街道侵襲涼意；許多時候他們渴望著午後有一場大雨，來得快、去得快，一瞬即過，人們卻總算能在路邊歇停，感受底下炙燒著腳板的土成了濕凝的泥。入夜後，蚊蟲漸多，天上的星數不清，夜底的蚊子也擾不盡。印尼的夜，許多時候令人嚮往，因為那裡的夜，日日都是夏夜，夜夜盡是清朗。
她叫做楊雪霞，民國85年（1996）嫁到台灣，那時候她才19歲。沒有人過問她的過去，而她也只想著家人們的未來。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雪霞姊的身分是特殊的。特殊的意義有二，一是她為新移民，從印尼的pemangkat[1]嫁來台灣，那是一處靠近出海口的港鎮；二則是，她是印尼的第五代客家華裔。過去她們一家，在家庭裡面都是使用客家語，來到外面則使用印尼的語言[2]。那時候印尼的「排華政策」[3]尚未能夠讓印尼的華人像馬來西亞的華人一般，在國內開設華校、學習華語等等。事實上，在雪霞姊離開印尼的不久之後，她的弟妹們終於能夠上到華校，學習過去國家所禁止的華人文化。
身為長女，雪霞姊必然依託家庭的許多期盼。從國小畢業後[4]，便一個人離開家裡到外頭工作，住在老闆的家裡，吃住都由老闆提供，有多餘的錢便可以拿回家裡。她這麼說，她說自己是個非常獨立的女性，可能因為是長女，她便從小知道要承擔自己的家庭，何況她們家除了她，還有7個弟妹。她對著我們堅定地說，她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不婚主義的女人。家裡窮，日子過得是──她說，真的就是──吃著這一餐，便苦惱下一餐。小時候還住在小小的漁村，若是要去到大一點的城市，必須得搭船；她的父親在小漁村裡面擔任橘子園的長工。左右皆無鄰舍，雪霞姊這麼形容，她們家到下一家的距離是有「一千棵橘子樹」這麼遠。
講到家庭，雪霞姊陷入了回憶。她說她的父親是個手藝非常好的人，或許因為窮苦的人家，凡事都要依賴著自己。父親曾經去撿過破爛的單車，將每台單車上能夠利用的零件一一組裝起來，為的是讓她們能夠騎上單車；雖然去上學的路上滿地泥濘，但她們仍是歡喜。父親也曾經買過一個小音響，用自己的手藝製作音箱、薄膜，讓小小的一台音響成為高級音響。父親也曾經為了學習客家歌謠，向村子裡的老伯學習，將樹上的椰子摘下，夜裡拿著小刀一片一片的削著椰殼，直至整顆椰子的外殼光滑亮麗──那是父親的汗漬與粗礪的雙手不斷的摩娑所就。椰殼最後成為二胡，父親用粗細不等的魚線做弦。夜裡拉起的聲音，我們以為是令人至今想起動容的，但雪霞姊說，那真是很吵的一種樂器呢。
小時候家裡的人多，寂靜的夜裡，他們一家子聽著家裡的長輩們講古，從唐山到印尼，從印尼胼手胝足開闢荒野；也曾聽過村子的客家人們唱起山歌，但那實在是好久遠的記憶了，雪霞姊至今想不太起來，只剩下一些畫面殘留在腦海底。她說，來到台灣之前，她沒想過自己是客家人的這件事情，對於台灣而言會是某種「特色」。那時候在印尼，他們就是華人。父母親告訴她、不斷的告訴她：「我們是客家人」這件事情好像也沒有什麼太令人在意的。父母總堅持著他們在家裡，就是要說客家話，在外面，則說原住民話。村子裡的長輩們，還有許多印尼話不會講，但他們會說客家話，會說自己族群的語言，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用語言來維繫彼此間的感情與血緣。
來到台灣後，她才發現一件令人感到怪異的事情。雪霞姊的阿太過去曾經教過父親中文，父親也認得懂一些中文；而教給阿太中文的，是阿太的阿太。來到台灣以後，她才發現原來父親與祖輩們，他們所學會的中文竟然是「簡體字」[5]。這件事情她百思不得其解，我們也感到好奇，過去要學會寫字這件事情，並不是一般人家所能做到。
2.
待價而沽的印尼：
自古以來，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香料貿易極為發達，甚至影響深遠，至今仍可見一斑。《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6]一書的出版，讓我們開始重視著過去物質文明作為一種史料的可能性；同時，它也讓我們注意到整個世界因為「地理大發現」與「大航海時代」的開啟，整個世界的歷史與文明開始有了重大的改變。而最初，不過是為了「香料」。印尼、新加坡、麻六甲等地在當時驅使了多少海上的人們為此而喪命，以生命作為代價的風險，收穫必然也是豐富的。日後，印尼等地的香料貿易，逐漸地影響了全世界，改變了世界的飲食習慣，甚至足以顛覆一個文明[7]。
客家人去到印尼，她們也習慣地將他們的食物醮上印尼的辛香料。雪霞姊的父母現今在pemangkat開一間小吃店，同時還做著客家的粄與粿等。這些粄粿，最後是要批給當地的原住民去外面販售；若台灣的客家人去到印尼，有幸吃到他們道地的客家食物，便會發現他們已經將粢粑沾上了椰漿、粉條浸入了椰奶──已經成為道道地地的印尼美食。有了這間小吃店，改變雪霞姊一家人的生活，讓她們家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弟妹也終於可以上學。如果有人問你，願不願意用自己的一輩子去換一間小吃店，你會怎麼回答呢？
16歲的那一年，父母嘗試的問著她，問她願不願意嫁到台灣？如果嫁到台灣，他們家能夠擁有一筆聘金，能夠改變他們一家子的生活。16歲的她，已經在印尼工作4、5年，她知道自己打工賺來的那些錢沒有辦法支應家裡的幾個弟妹們未來的生活。但是想到要去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別人的妻子，甚至生活一輩子，她還是感到害怕。但她回答父母說：「好啊！」乾脆的令她自己都嚇了一跳。
接下來的生活，除了持續的工作之外，她還要每隔一陣子便見上一個男人，以及那個男人背後的家庭。彼時還沒有那麼專業如今日的仲介所，他們透過新竹一個嫁到台灣的印尼姊妹，由她負責做媒人，透過兩邊的聯繫，最後將男方的家庭帶到印尼來，大夥在飯桌上吃飯，若是合眼，聘金談妥，那便可以馬上走向結婚的程序。雪霞姊前前後後與十多個台灣的男人相親過。她說，台灣的男人從裡到外，都實在得令人討厭。雪霞姊不是印尼的原住民，是客家後裔，皮膚也比較白，看起來總比較順眼。於是許多來相親的台灣男人，他們就會問雪霞姊說，能不能站起身來轉一圈給他們看？又或者，因為雪霞姊喜歡穿著長袖，便問她說，能不能把你的袖子拉起來給他們看？直至確定雪霞姊真不是像其他印尼原住民一樣，黑黑的皮膚，他們這才滿意的點點頭。十多場的相親，一次次的在某個餐廳包廂裡，承受一個個侵襲她的目光，像個商品一樣，可以殺價、可以抬價，價錢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做聘金。
直到最後一次的相親，雪霞姊印象深刻。那時候對方來了一個媽媽跟兒子，兒子在會面的時候總是低著頭玩著指甲。他沒問她的皮膚是否白皙，會不會說中文，她也懷疑這男的是不是真的看清楚了她的長相，又還是他難道不在意她的身材，或者我該轉著讓他看得清楚？這個男的令她印象深刻。但那天結束後，她同樣的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任憑父母一整夜在外頭是罵了、也勸了，又或是好言好語、惡言惡語。到了早上，雪霞姊想起這個男的特別，心一橫，她答應了。
訂婚前她才知道，原來這個將要成為她的丈夫的人是個聾啞人士。他隨著母親的安排，來到了印尼與她見面。之後未來的近二十年婚姻中，她依靠的是那日見面，他回到台灣前所留下來的一本手語書來跟他溝通。印尼婚宴的當天，只有雪霞姊一人，這場婚禮只有一個主角。她在父母的伴隨下，於婚宴亮相。底下的親友們一邊祝賀，一邊埋首。會場定是杯盤狼藉，大家都知道，這場婚宴的另一半是遠在台灣的有錢郎；有羨慕、有忌妒，又或譏笑、又或祝福。那時候人們都想著，台灣定是高樓大廈、台灣定是金碧輝煌、台灣定是……。
上飛機，經過五個小時的車程抵加里曼丹，從加里曼丹轉機到雅加達，雅加達飛往桃園國際機場，轉搭乘火車，一路從台北火車站搭到花蓮。最後，還要從花蓮乘坐一個小時的車程，終於到豐田──這個與她家鄉一樣是客家庄的地方。抵達的第一天，披上了夫家的孝服──那正好是公公的頭七。之後台灣的婚禮，也再沒有人提及過。但她並不在意：「因為那時候我父母把我拉拔長大，我也不想忤逆他們，想到要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會不知不覺地想要放棄自己。覺得，既然要逼我嫁人，常會有種想法：『是不是死了算了？』但是我又好害怕，因為當初我們有說，如果悔婚的話，就要加倍的還人家錢。我父母沒有錢可以賠他們，我只能想著，如果來台灣我過得好，那就好，如果過得不好，反正我早就放棄了自己。」如果當初，她堅定地悔婚，她們家不會有那個小吃攤，之後未來的日子還很難說。那個小吃攤，是雪霞姊結婚的聘金，台幣一萬元。
3. 第六代的印尼客家華裔：
全球化底下，族裔的身分成為了一個謎，「離散」（diaspora）成為學術中的顯學，眾人們開始關注人群的族裔、身分，以及「我」究竟是誰。19歲嫁來台灣的雪霞姊，她的客家話帶有著印尼土話的腔調，她說，那就像是我們講話帶著台灣國語，她始終被村子裡的客家人們笑著她的客家話。20歲的她，有了兒子，幾年後，有了第二個兒子：「有了兒子，我怎麼可能還放棄得了一切？」雪霞姊笑著說。但是有了兒子，也有了其他煩惱。27歲的那一年，兒子上了小學，她開始擔心起兒子的未來：「我不能夠讓我的兒子因為學習成績不好，而被別人說，你看，就是因為他的爸爸是聾啞人士、他的媽媽是外籍新娘……。」於是她決定，要跟著兒子一起學習，她才能夠教兒子，兒子沒有必要背負父母們的身分。
當時，新移民的相關政策正在起步，當時豐裡國小的教師張月娥，她說，她願意教這裡的新移民們學習中文。用夜間的時間開設課程，來多少個新移民，我們就教多少人。於是，一個小小的班級裡，擠下了五六十位新移民姊妹，大家多到有人要站著上課。白天，兒子上的小一的教材、晚上，母親則拿著同樣的課本，坐在孩子學校裡的位置：「那時候我為了要教兒子寫作文，我自己必須先寫一篇作文，還有一次為了要寫詩歌，課本裡面寫什麼紅綠燈、行道樹等等，我就寫了一個『我的家』。裡面寫了我客廳有什麼、院子有什麼、書房有什麼。寫完之後我得去教小孩。如果我們的進度太慢，我就得要去看我的兒子到了什麼進度，然後去向老師先預習。」
那一年，他們同樣上到了小學五年級，老師對著這些媽媽們說，我們來一起準備「同等學力測驗」，通過了以後，就可以去壽豐國中的夜校補校。為了與兒子一起學習，為了教兒子，雪霞姊努力撐過這段時間：「最初的班級有五十幾人，來到五年級後多了數學、社會、自然，只剩下二十幾人。上到六年級以後，只剩下十七個人。最後到考試前面，只剩下七個人上課，最終，只有兩個人考上。但可惜的是，我最後還是沒有辦法跟著兒子一起上國中，因為壽豐國中的補校晚開了一年，我比兒子小了一年級。」
一轉眼過了二十年，兒子上高中三年級即將畢業，他說他對外語有興趣，或許有機會考上銘傳大學。雪霞姊的兒子，高中的時候考上了花中，雖然花中對於其他縣市的高中生們而言，入門的門檻真的不高，但是對於花蓮的孩子們，考上花中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雪霞姊跟我們說起他的兒子，眼裡總是放著光。二十年前那個放棄了自己的人，今天重新在眼底看到了活生生的淚與夢，我們在短暫的一個小時採訪中，都知道是什麼原因。採訪結束後，我們有個急切的念頭，我們想要去詢問雪霞姊的兒子，對於你來說，「母親」是什麼呢？對於你來說，「印尼」又是什麼呢？對於你來說，「客家人」又會是什麼？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三者融為一體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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